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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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中文名
傅斯年
国 籍
中国
民 族
出生地
山东聊城
出生日期
1896年3月26日
逝世日期
1950年12月20日
职 业
历史学家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
《傅孟真先生集》

人物生平 编辑

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是清
傅斯年陈列馆 傅斯年陈列馆
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2]
1918年夏,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混迹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3]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
胡适与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胡适与傅斯年(左一),胡祖望
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4]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言论,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东北史纲》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1]
1937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1939年5月,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著作列表 编辑

其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民族与古代中国》(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青年的两件事业》,《晨报》,(7月3日,5日,1920年)
——《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全集》(以下简称《全集》),3:894—903页。
——《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档案》,II:945。
——《中国近三百年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傅斯年档案》,I:708。
——《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1927年),3。
——《傅孟真先生集》,台北,1952年,5卷本。
——《傅斯年全集》,台北,1980年。
——《傅斯年选集》,台北,1967年,10卷本。
——《傅斯年学术论文集》,香港,1969年。
——《先秦文籍的演化》,“傅斯年档案”,I-433。
——《性命古训辨证》,《全集》,第二册,492--736页。
——《夷夏东西说》,《全集》,第三册,823-893页。
——《留英纪行》,《晨报》,(1920年8月6日、7日)。
——《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10日)。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2:1(1947年),6-9页。
——(孟真)《美感与人生》,《晨报》,(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欧游途中随感录》,与史语所的行政文件混在一起,没有序号。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1:1(1919年),128—129页。
——《时代的曙光与危机》,王泛森与杜正胜合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1995年,34页。
——《宋子文的失败》,《世纪评论》,1:8,(1947年),5-7页。
——《大东小东说》,《全集》,第三册745-758页。
——《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古史辨》,北京和上海,1926-1941年,7卷本,第二卷288-301页。
——《东北史纲》,北京,1932年,此书由李济改写为英文。《历史上的东北:一个大纲》(北京,1932年)
——(孟真)《要留学英国的人最要先知道的事》,《晨报》,(1920年8月12日、13日、14日、15日)
——《禹贡九州释名》,“傅档”,II-637。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城子崖》,南京,1934年。
《傅斯年先生二、三事》,《傅故校长哀挽录》,台北,1951年,6—7页。
“傅斯年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成就贡献 编辑

于“研究所”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于“考古”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于“北大”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5]

人物轶事 编辑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时,偕我到各宿舍探视,并查看学生的伙食。他一进餐厅,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女生则拥到他身旁。他去世后,学生们痛哭哀悼,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
台湾大学校史馆张小姐说: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台大的守护神”,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傅园”。

五四运动

1919年的5月,北京的迎春花已经盛开。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北京爆发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就是“五四运动”。
  早在1916年,傅斯年就考入北京大学读书。三年后的1919年,风华正茂的傅斯年不仅参加了震惊中外、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五四运动”,而且他还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
  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列强面前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被日本割占的山东,正是傅斯年的故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这句名言激发出傅斯年强烈的爱国热情。
  “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在游行中,傅斯年与同学们挥臂高呼。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傅斯年带领学生直奔赵家楼胡同,控诉卖国贼曹汝霖出卖山东的真相。傅斯年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曹汝霖仓皇逃跑。愤怒的学生随之火烧曹宅,把“五四运动”推向高潮。[6]

与胡适

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胡闹,胡闹”,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
  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听说有人想要赶走胡适的事,就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平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7]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决斗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参政而不从政
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曾经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想为孔祥熙说情。二人有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

拒不做官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离世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下午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将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
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为王,或先把天下搞乱,然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李铁拐、张歪嘴、王拴狗等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将起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再度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和当地码头黑老大的形象,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恶棍加日治时期豢养的汉奸走狗,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公开叫起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未久,郭又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难以收敛流氓无产者的本性,胡乱发一些聪明中伴着糊涂、道理中伴着歪理邪说并散发着烧杀劫掠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大炮”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而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傅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8]

人物评价 编辑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是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著作1 傅斯年著作1
。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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